水木清扬

心情物语  身世酒杯中，长歌复长恨——试论辛弃疾的饮酒词

章节字数：6309  更新时间：10-12-13 08: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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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文人好酒，自古皆然，诗酒风流堪称古代文士最引人陶醉的创作方式和生活方式，这一传统体现在辛弃疾身上则为词酒风流。据邓广铭先生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统计，辛词共有629首，其中饮酒词凡347首，辛弃疾对酒的偏爱由此可窥一斑。稼轩一生，酒缘甚厚，“总把平生入醉乡，大都三万六千场”（《浣溪纱》），可谓是“身世酒杯中”（《浪淘沙》）。他用饱蘸感情和美酒的诗笔写下的347首饮酒词记下了一个悲剧英雄的心史，而这些词内蕴的文化精神和强烈的悲剧意味，则使他成为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悲剧人生的又一个典型。

    一、“酒兵昨夜压愁城”：有怀投笔、无路请缨的英雄之悲

    辛弃疾其人，“霸才青兕兵家子，读破书千纸”（柳亚子《虞美人•题稼轩词序》），不唯有万马军中擒拿叛贼张安国的孤胆壮举，更谙晓军事，有《美芹十论》、《九议》、《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》、《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》等系统的军事论著。这样一位极长于兵家韬略与作战能力的大将之材，本应按其夙愿放之于抗金北伐的战场，使之大展宏图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却不料他“壮岁旌旗拥万夫”（《鹧鸪天》）之后是奉表南归和长期沉沦下僚。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，而他常常谈论恢复，积极为抗战作准备（如训练军队），这便为投降派所不容；同时，他又打击豪强，淘汰官吏，更引起许多官员的嫉恨；于是各种刁难排斥纷至沓来，“雕弓挂壁无用”，“长剑铗，欲生苔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，有怀投笔，无路请缨，，甚至两度（1182－1192，1194－1202）在乡间闲居长达二十余年。

    “大及王朝的国步方蹇，小则个人的命途多舛，以及由此而生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人生价值的巨大失落感”[1][P41]，在现实的压迫下，化作满腔的愁绪和痛楚，只好“长年耽酒更吟诗”（《添字浣溪纱》），在酒的世界里忘却忧患，换取瞬息的欢娱，“问何可以平哀乐，唯是酒，万金药”（《贺新郎》）。于是，“一饮动连宵，一醉长千日”（《卜算子》），“兴亡满目”的家国之悲、“江南游子，把吴钩看了，无人会、登临意”的孤独之感，“惜春长怕花开早，何况落红无数”的春怨，“问新来、萧萧木落，颇堪秋否”的秋悲，“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”的志不得申的愤懑，都在这种醉态的情绪体验中尽情地向外发散。“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”（《破阵子》），可谓他一生的追求，然而，正如其《贺新郎》所说的“天下事，可无酒？”清醒时，满目萧瑟，惨淡的时代旋律，儒家“事功”思想的影响，投降派的打压，只能使词人“可怜白发生”（《破阵子》），所谓“白发宁有种，一一醒时栽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，而只有在巅狂的醉酒状态下，词人的那种“气吞万里如虎”（《永遇乐》）的气概，那种强劲的生命意识，才被唤起。这是一种酒的沉醉，也是梦的沉醉，它可以弥补现实的缺失。酒激发了他英雄的豪气，以至于醺醺大醉后，他别无所念，幻想出的只是“千丈擎天手，万丈悬河口，黄金腰下印，大如斗，更千骑弓刀，挥霍遮前后”（《一枝花•醉中戏作》）这样一个统军大帅的自我形象；更有甚者，喝酒也可变成借“酒兵”以攻“愁城”。《江神子•和人韵》云：“酒兵昨夜压愁城，太狂生，总关情。”《满江红•和傅岩叟香月韵》云：“快酒兵长俊，诗坛高筑。”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浴血沙场的夙愿只好付于巅狂的醉态情绪体验，这一投闲的老将只能在酒的世界里进行一场特殊的厮杀：驱遣着“酒兵”以猛攻自己心中因现实的折磨而堆起的“愁城”。酒是兵，酒杯也自然变成了他军帐里的马弁。《沁园春》之“杯汝前来”、“杯汝知乎”二阕，将酒杯呼而来，麾而去，训而教导，闹了个不亦乐乎，以浪漫主义手法写与酒杯的对话，恢谐幽默地表达了自己的难言之隐，句句暗寓着内心的痛苦和对黑暗势力的谴责。由此可见，即使没有酒醒，即使仍在醉中，他也难以忘怀满腔壮志，依然还要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（《破阵子》），还要看见“雕弓挂壁无用，照影落轻杯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，忠愤所激，不能自已，本来是个英雄，说“身后虚名，何似身前一杯酒”（《洞仙歌》），不过是激愤之词而已。

    所以，“万事一杯酒，长叹复长歌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，酒并不能真正使英雄平静；“身世酒杯中，万事皆空”（《浪淘沙》），身世之感挥之不去，拂之还来。说到底，是“恨煞宋廷狐鼠贼，强教虎将充词客”（刘扬忠《鹊踏枝》），以杀敌之虎将而屈为挥毫之词客，正是稼轩心中最大的牢骚情结，纵千万酒兵，亦难以消除，终归禁不住“宿酒醒来，算只有清愁而已”（《满江红》），伤心依旧，无奈依旧。

    由此可以看出，辛弃疾的醉酒，是一种英雄的醉酒，围绕着酒和醉的，是“上马能杀敌，下马能草檄”的才能，是“气吞万里如虎”的豪迈，是“莫说弓刀事业，依然诗酒功名”的无奈。然而，“举杯消愁愁更愁”，惟其如此，其英雄之悲，千载之下，犹令读者扼腕长叹。

    二、“却寻诗酒功名”：始终纠结着救世情结的诗人之悲

    辛弃疾是英雄，也是诗人，“其词慷慨纵横，有不可一世之慨，于倚声家为变调；而异军特起，能于剪红刻翠之外，屹然别立一宗，迄今不废”[2][P4]，紧承苏轼之豪放，当得了“大词家”。只是，他作为诗人的艺术天才往往隐没在“英雄”二字的阴影之下，正如刘辰翁在《辛稼轩词序》所说：“斯人北来，喑呜鸷悍，欲何为者？而说摈销泪，白发横生，亦如刘越石。陷绝失望，花时中酒，托之陶写，淋漓慷慨，此意何可复道？而或者以流连光景，志业之终恨之，岂可向痴人说梦哉？”南宋当局偏安误国，甘向金人称臣，置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顾，朝野内外，文恬武嬉，刚心勇气销磨殆尽。这些外在的原因，使辛弃疾无法做英雄，而他内心固有的救世意识又使他无法安心做诗人，唯寄之于酒。同时，如果没有酒的浇灌，他也很难摆脱英雄的救世情结而进行个人化的艺术创造，所以诗与酒在辛词中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，不仅“长年耽酒更吟诗”（《添字浣溪纱》），而且“醉时拈笔越精神”（《鹧鸪天》），“对酒歌翻水调，醉墨卷秋澜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。

    当作为英雄的人生价值无法实现时，作为诗人的艺术创造的确给了他很大的补偿性快慰，“绿野先生闲袖手，却寻诗酒功名”（《临江仙》），这句以唐代宰相裴度自况的词很能说明他的这种心境。所以，他才会乐此不疲，“正要千钟角酒，五字裁诗”（《婆罗门饮》），甚至于依赖这种生活，连生病也不顾，“病中留客饮，醉里和人诗”（《临江仙》），把诗酒当作全部的人生来过。

    但是，“当作”毕竟仅仅是“当作”，“水云乡，可堪醉墨几淋浪”（《鹧鸪天》）不可能占据辛弃疾的全部心灵。“但觉平生湖海，除了醉吟风月，此外百无功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，在儒家思想浸润下的辛弃疾，无论如何不可能真正把诗酒人生作为价值取向；“从今赏心乐事，剩安排、酒令诗筹”（《声声慢》），一个“剩”字，道出了深藏心底的壮志难酬的悲哀与无奈。诗人逸趣，在酒的作用下，从知识精英的传统价值取向和人生忧患中解脱出来，但也只是暂时的。短暂的超脱之后，是深沉的后悔，“细数从前，不应诗酒皆非”（《新荷叶》）；是更深的伤痛，“说剑论诗余事，醉舞狂歌欲倒，老子颇堪哀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。他自言“醉里且贪欢笑，要愁哪得工夫”（《西江月》），而那隐藏在笑声中的闲居带来的极度忧愁的哭泣，更令人心惊，催人泪下。

    “在稼轩集中，固然不乏以酒壮怀，以酒叙悲之作，但更多的是借酒达成对悲情与壮怀的逃避。”[1][P38]诚然，词不过是辛弃疾的一个精神避难所，而不是灵魂的最终归宿，他内心的忧世伤生和匡济之志总能找到一个缝隙涌将出来，使他无法安心只做一个诗人，想要麻醉却无法麻醉，想要逃避却无法逃避。这样一来，酒，便沦落到一个更加尴尬的境地：纵酒颓废。于是有“拚却日高呼不起，灯半灭，酒微醺”（《江城子》），于是有“而今何事最相宜？宜醉宜游宜睡”（《西江月》），而这颓废更加剧了辛弃疾的诗人之悲。

    三、“酒兴诗情不相似”：英雄之悲与诗人之悲交错沉浮的人生之悲

    “少年横槊，气凭陵，酒圣诗豪余事”（《念奴娇》），可见辛弃疾早年抗金时，余事饮酒赋诗，而至闲置时，“酒圣诗豪”就成了他的“主事”了。如《沁园春》“酒圣诗豪，可能无势，我乃而今驾驭卿”之句，《水调歌头》亦云：“有时三盏两盏，淡酒醉鸿蒙，……老境何所似，只与少年同。”这“酒圣诗豪”可谓他一生诗酒风流生活的定评。

    23岁南归后的13年内，他年少气盛，对事业充满了信心，大胆呈献《美芹十论》和《九议》，力主抗金复国。这一时期饮酒也多乐观、欢愉之词，如“酒如春好，春色年年依旧，青春元不老，君知否”（《感皇恩》），豪情满怀，朝气蓬勃。且往往借酒许人报国，在道别、祝寿的筵席上对志同道合的朋友殷殷鼓励和祝愿，如祝赴介庵“要揽银河仙浪，西北洗胡沙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，要史正志“袖里珍奇光五色，他年要补天西北”（《满江红》）。

    接下来，就是他两度被废弃，先后达20年之久。盛壮有为的岁月，却落到《水调歌头》所谓“未应两手无用，要把蟹螯杯，说剑论诗余事，醉舞狂歌欲倒，老子颇堪哀”的地步，作为一个事业型、豪侠型的“志在恢复”的英雄来说，只有猛饮狂吟，以抒发心中的失望、绝望、愤怒、悲哀了！闲居上饶带湖时的嗜酒，是身虽醉而心愈烈，饮得愈多而愈迸发壮志难酬之慨，酒不但没有浇灭愁、恨，反而更勾起战斗的热情，常是“醉里挑灯看剑”（《破阵子》），“壮怀酒醒心惊”（《临江仙》）。不管是“醉舞狂歌欲倒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之时，或者“酒兵昨夜压愁城”（《江神子》）之际，他都意不在酒，而在军国大事上，在这位酒醉者的脉搏中燃烧着英雄的火焰与战斗的激情。但在七闽——瓢泉期，他却常常变得以狂饮求解脱，求麻醉，醉而至于生病危身，醉而至于悲哀消沉。此时醉了似再不“挑灯看剑”，而“只有清愁而已”（《满江红》）也不大在醉后“壮怀心惊”，而是常常“一饮动连宵，一醉长三日，废尽寒温不写书”（《卜算子》），感觉“而今何事最相宜，宜醉宜游宜睡”（《西江月》），宣称“总把平生入醉乡，大都三万六千场，今古悠悠多少事，莫思量”（《添字浣溪纱》）。尽管他这时仍有“以手推松曰去”（《西江月》）的倔强姿态，但却禁不住要“仙饮千杯醉似泥”（《卜算子》），甚而达到常如“山公倒栽归”（《浣溪纱》）和常常“日高犹苦圣贤中”（《玉楼春》）的地步。尽管不能说这一时期他已完全被酒淹没而壮志成灰了，但与带湖期相比，同一个饮酒人的形象彼激昂，此消沉；彼犹存热望，此悲凉颓放；情调与色彩几乎判若两人，这却是明显不过的事实了。

    杨海明先生曾说，同一位词人，“其生活环境也经常会发生时、空的转换，而当生活环境发生变异时，其词风也会随之而变”[2][P378]，这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辛弃疾前后不一的酒态诗情。从共时性来讲，在辛弃疾本身，有时英雄的气质表现得更多一些，有时诗人的气质表现得更多一些，英雄之酒与诗人之酒各有其无奈。从历时性来讲，在辛弃疾人生的不同阶段，诗酒又各有不同，或意气风发，或失望无奈，或苍凉悲慨。而辛弃疾的人生也就在这诗酒之间演绎成了一曲悲歌。

    四、“古来惟有酒偏香”：浸润着儒家文化的中国士人之悲

    早在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中就有过饮酒的描写。如《诗经•柏舟》章中：“徵我无酒，以敖以遊。”（如果我没有酒，怎可遨遊？）《楚辞•招魂》：“娱酒不废，沈日夜些。兰膏明烛，华镫错些；结撰至思，兰芳假些；人有所极，同心赋些。酎饮尽欢，乐先故些。”饮酒赋诗，流连诗酒，开启了中国诗人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流风遗韵。先秦以降，“竹林七贤”的开怀豪饮、“三曹”的纵酒高歌、刘伶的“以酒为名”、陶渊明的“寄酒为迹”各有史载，“酒仙”李白和“醉吟先生”白居易更为世人所仰慕。中国文人从一开始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么，这一诗酒情结是由何而来、又缘何而往呢？

    “封建社会的不公正性早就决定着它的绝大多数优秀分子必然会产生‘才命两相妨’的悲剧”[3][P417]，而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，又决定着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必然是积极入世型的，那么大量的怀才不遇，就不仅仅是人生价值的失落，更有一种对社会、对国家的强烈忧患意识，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精神的倍受煎熬，造就了大量的诗酒人生，“直须诗句肯推排，不然唤进酒边来”（《浣溪纱》）。辛弃疾有词曰：“掩鼻人间腐臭场，古来惟有酒偏香”（《鹧鸪天》），曹操云：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”（《短歌行》），唐人翁绶称“百年莫惜千回醉，一盏能销万古愁”（《饮酒诗》）。即使是号称“诗仙”、以旷达俊逸著称的李白，也不能把“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、功名学问，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自己以累己的生活”[4][P108]作为一种个人化的人生价值取向，也逃不出这一中国士人的诗酒情结。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”（李白《将进酒》），“他的飞扬跋扈的建功意识和迷狂精神、佯狂堪哀的生命意识和悲剧精神、桀骜不驯的自由个性意识和啸傲任诞的叛逆精神”，也只有“在酒醉状态下”才“表现得尤其酣畅淋漓”[5][P94]。

    但是，这种诗酒人生既不能成为另外一种价值选择，也不能成为真正的避难之所，而只能成为一种悲剧性的历史凝结和个人体验。李白借酒浇愁，但终归要回到传统价值和现实世界的忧患，“三杯拂剑舞明月，忽然高咏涕泗涟”（《玉壶吟》），辛弃疾同样“宿酒醒来，算只有清愁而已”（《满江红》）。这中间夹杂了世间沉扬起伏的人生际遇，夹杂了儒家功成身退、道家弃世无累的召唤和诱惑，于是演出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诗酒人生轨迹。

    陶渊明寄酒为迹，堪称“古今诗人隐逸之宗”（钟嵘《诗品》）。辛弃疾“东篱多种菊，待学渊明，酒兴诗情不相似”（《洞仙歌》），他无法真的像陶渊明那样坐下来静静品味诗酒人生，就算是“听取蛙声一片”（《西江月》），也是和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联系在一起的，功利之心隐而不去。但即使是陶渊明，也不能说是“弃世则无累”，完全超出人世间，因为“既然超出于世，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。诗文也是人事，既有诗，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。”[6][P294]从少年时代的“猛志逸四海”（《杂诗》其五），到中年的“有志天获骋”（《杂诗》其二），直到老年的“猛志固常在”（《读山海经》其十），一颗剧烈跳动的心始终没有平静下来，陶渊明也并非浑身“静穆”，也逃不出这一圈子。所以，当传统的观念束缚（内在的）和社会的极不公正（外在的）被打破之前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生只能是悲剧人生。

    从中国文学长期以来的诗酒文学传统来看，志士之酒，“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”，诗人之酒，“三日不饮觉形神不复相亲”，士人往往不知不觉沉溺其中，欲罢不能。从阮籍的“常步行，以百钱挂杖头，至酒店便独酣畅，虽当富贵不肯诣也”（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），到李白的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”（《将进酒》），到辛弃疾的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（《破阵子》），同样有着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和强烈的悲剧意味。而这众多的悲剧诗酒人生，恰恰在中国文化中注入了一股独特的泉流，令后世叹为观止。

    参考文献：

    [1]张玉璞、刘加夫。英雄感怆，大声镗镗——论稼轩词的崇高美。江西师范大学学报。1997年8月版。

    [2]纪昀等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•辛弃疾。中华书局。1997年版。

    [3]杨海明。唐宋词美学。江苏教育出版社。1997年版。

    [4]李泽厚。美的历程。安徽文艺出版社。1999年版。

    [5]万伟成。中华酒诗的文化阐释。中国文联出版社。2002年版。

    [6]鲁迅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。鲁迅杂文全集•而已集。河南人民出版社。1994年版。

    [7]邓广铭。稼轩集编年笺注。上海古籍出版社。1978年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