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节字数：2681 更新时间：11-03-15 08:28
接到浙江省广播事业局的通知，派员去北京中央广播设备制造厂学习和接收10瓩调频广播发射机。
早些年，我还林业部第六森林调查大队工作时，曾经到过北京，住在和平里林业部招待所。不过这趟进京是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第一次上北京。
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晚，搭乘福州经金华至北京的46次快车，于次日21：30到达北京。列车运行约24小时，这比在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之前已经提前了二个小时到达。出站后，在东长安街乘上西去的公共汽车，直到22：30才住进了位于南礼士路上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招待所。
二十三日晨，在北京站乘坐北京至承德慢客，到达北京东郊朝阳区双桥。
在双桥站下车之后，向南大约走二里路，就到了中央广播设备制造厂。工厂由生活区和生产区两部分组成。路西为生活区，路东为生产区。在验过人事介绍信之后，取得了出入生产厂区的通行证。
这次，我的六岁长女也随我到了北京，也一块儿到了工厂。我在厂部跟班，无暇照应，就由她和小朋友玩耍。隔了两天，委托厂里汽车驾驶班李师傅家老母亲照料，我有时外出，常常就在李奶奶家吃睡。她在和小朋友的玩耍交流中，二个来月下来，一口京腔学得娴熟。
这座工厂，在广播电视系统中占据相当重要地位。全国大多数中波和短波发射塔都由该厂制造和安装，电视和调频广播发射塔也由该厂制造。屹立于北京月坛公园里的185米电视塔，耸立在广州月秀山中的电视塔，都是该厂的杰作。就在我进厂不久，厂里就开展了学张宝玉的英雄事迹。当年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上，有一个被**主席誉为灿烂的明灯，叫阿尔巴尼亚。当年，这个国家的广播电视设备由中国提供，其中那座电视发射塔就是由该厂制造的，并派出了以张宝玉为首的安装队，完成安装调试。张宝玉在指挥安装电视发射塔过程中，不幸坠下悬崖以身殉职。厂里正在组织学习他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和英雄事迹。
制造铁塔的厂房很大，各工种都在紧张地工作着。广播电视的迅速发展，铁塔的需求量急骤增加，明后两年的生产计划都早已排满。
在毗邻的一幢厂房里，10瓩调频广播发射机在安装调试，由于批量大，采用流水线作业操作。10瓩调频广播发射机分电源、控制、晶振倍频、末前级、末级和蒸发水冷控制系统等部分构成。金工车间加工成的机箱和小盒，有的镀锌，有的则镀银，接下来进入布线和元器件安装。每道工序都经质检员验收并加盖验收工号，以示负责。调试分小盒调试、末前级调试和末级功率输出调试。
在小合调试车间，调试人员都身穿白大褂，在仔仔细细检验排线和焊接点有无交叉和虚焊等，然后通电调试。在调试车间我遇上一位来自浙江仙居的技术员，当他知道我是来自浙江金华，他把我引以是家乡人，在不泄密的范围内，给我做了详尽的介绍。他对我注视那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，年近花甲的小个子老人，正在专心致至地调试小盒时的神秘感时，他退向后面在我耳傍悄悄地告诉我：论资历他是这里最老的一位，在民国年代，就在广播工程方面有所建树，人称学术权威人士。又悄悄给我介绍各位师傅的专长，特别提到末级功放的主调技术员的水平，意思是让我从他们那里多学一手。这位同乡叫朱寿亮，几年前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系。后来，为了照顾家庭，他调回了家乡，在位于仙居和临海境内海拔1382米的括苍山上，台州电视调频转播台工作。在每年一度的全省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期间，我俩几乎都有机会相遇。每当我怀着感激之情谈起当年在双桥学习的情景时，他还是那样爽朗地笑着说：您客气了，倒是您的谦逊好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末级功率调试车间，我呆的时间比较长。在这里工作的师傅，在广播系统属于顶尖人才了。我跟着师傅们学习整机布局安装、机器接地、蒸发水冷系统的安装、10瓩蒸发水冷电子管FU—60Z的老化、上电、调中和、消除寄生振荡、出功率、上假负载。在这里我学习到调机的一整套严格的操作程序，听师傅们介绍违规操作带来的血的教训。大功率发射机，末级电源电压高达6000伏。当检修发射机，要有两人在场，互相关照，即使关停机了，在高压电容上还蓄存有高压电荷，必须通过接地棒经镀银的接地扁线，与良好的接地系统相连接，经充分放电之后，才可以动手进行维护操作。某台的技术员在检修发射机，曾因忽视高压放电，违规操作，竟被高压电容击倒殒命，教训极为惨痛。大功率电子管上电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，因为有时电子管未到额定的工作寿命而提前损坏，要向厂家索赔或掉换的。但由于不遵守操作规程而引起的损坏，厂家是不负责掉换的。由于在此得到了严格的训练，让我学到了真才实学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主持调试的一部10瓩彩色电视发射机过程中，图末级用的金属陶瓷四极管FU—113，单价人民币四万元，可谓价格不菲。但在老化之后，加上高压电，刚刚加上前级激励，只听见惊雷一声响，引起电源跳闸，经检查，这只大功率电子管竟在加高压和激励的瞬间就损坏了，参加调机的人员无不大惊失色。我心中有底，从容作答：各位不必惊慌，我们是按照操作规程运作的，电子管的损坏不是人为操作不当所引起。这只电子管由我负责去厂家调换。翌日即赶赴上海某电子管厂，厂家接手后，听了我的简要陈述，立即提了电子管到车间里进行解剖，结论马上得出：电管子管的损坏系由本身质量问题所引起，由厂方无偿调换同规格的新电子管。新调回来这只电子管竟用了好几年，大大超过电子管的额定使用寿命。
调机队的师傅，有好几位后来都在广播电影电视部的灰楼任职司局长，我曾经在他们手下当过徒弟，叫惯了师傅，后来因公去找他们时，还是喊师傅，而不以他们的“官衔”相称。
我在北京双桥期间，浙江省工业设计院丁树范和范君正来找我，由我引领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设计室。在谈及避雷工程专题时，要求：高频接地与低频接地分开，工作接地与电源接地分开，电源接地与避雷接地分开。我们三人回到住所就上述接地问题进行了讨论，认为金华北山山顶上，如果按照这“三个”分开的接地施工，则难以将接地电阻降低到4欧姆的技术要求。后来还是认为黄山电视调频转播台的综合接地的成功经验，比较切实可行。
在京期间还到过北京广播学院，东风无线四厂，了解我国当前7。5瓩电视发射机的研制进展和计划生产情况，也到过位于远郊区定福黄庄的中央广播科学研究所，咨询有关广播电视工程方方面面的问题。
在双桥期间，有机会结识了山东、四川、山西等省的同行。
十二月三日下午1：45从北京站乘上45次快车南下。女儿在途中，得到了同车回福州的一位女解放军军官悉心照料。她约莫三十来岁，她几次提起：她十分喜爱我的女儿，能否给她做女儿。但我委婉地说，小女儿承蒙厚爱，十分感激。不过，小女儿是我的妻子的心肝宝贝，我不敢做主呀。或许那位女解放军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，或许是真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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